【编者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大量信息，但我们经常意识不到大多数信息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传言、书籍、目击者证词、专家意见乃至商品标签等，这些信息是正确的吗？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杰出法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肖尔（Frederick Schauer）深入探讨了如何评估他人陈述的可信性、辨别专家意见中的偏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时刻警惕自己的偏见，因为我们在参考证据之前，往往已经有意无意地扭曲或选择性忽视了我们不喜欢的那部分。本文摘自《实锤：证据在司法、政治及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与误用》）高虹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国2025年1月版），澎湃新闻经理想国授权刊发。

各种公职人员……发表的“毫无证据”的言论和采取的“毫无证据”的行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这是本书最初的灵感来源。

这种现象在2020年总统大选后愈发凸显，在2020年11月5日的电视讲话中，特朗普声称自己赢得了大选。他坚称，只是因为普遍存在舞弊现象才让相反的结果成为可能。此后不久，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米（Pat Toomey）指出，“没有人向我出示过任何表明腐败或舞弊普遍存在的证据”，因此总统“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提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指控”。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亚当·金青格（Adam Kinzinger）也呼应了这一观点，他坚称，“[如果]对舞弊有合理的担忧，那就拿出证据来并诉诸法庭”。特朗普的长期盟友、新泽西州前共和党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则直截了当地抱怨说：“拿出证据来。”到2021年2月第二次弹劾审判前夕，参议院是否会听取现场证据的问题被着重讨论和辩论，尽管得出的结论在意料之中，但也许还是令人沮丧：参议院将在完全不听取任何此类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尽管一些政治家和新闻媒体注意到了证据的重要性，这一点值得称赞，但公众和政治界对证据的讨论往往停留在证据是什么、证据从何而来和如何评估证据这样松散而肤浅的层面。例如，关于各种问题的评论者经常将缺乏证据与虚假混为一谈，认为缺乏证据就等同于陈述虚假的证明。这样的混淆有待明辨。同样，在公共讨论中，“证据”这一概念常常与众多限定性的、令人讨厌又费解的形容词联系在一起。诸如“确凿证据”“直接证据”“具体证据”“决定性证据”以及许多其他形容词都误导性暗示，缺乏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压倒性证据就足以否定某个结论，即使实际上至少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个结论。这种普遍现象也需要更严格的审视，专家的角色——不仅是专家如何使用证据，也包括专家如何得出结论——也需要更严格的审视，因为这些结论之后都会成为那些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的人做决策的证据。在应对当前事件时，我们经常看到公职人员和其他人对真正的专家在证据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表现出无知无畏的不尊重，但这些事件有时也会赋予专业人士、专家和专业机构一种远远超出其专业范围的权威。

对真相的需求

证据是判断真假的前提。但是，正如我们会在第十三章里看到的那样，心理学家所谓的“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在证据领域司空见惯。遗憾的是，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事实，通常深受他们希望这世界怎样运转的规范性偏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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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加根本的是，只有在乎真相的人才在乎证据。我们并不清楚在同样的情境下，真相是否对所有人都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将真相看作人们可以偏好（或者不偏好）的东西之一，我们就可以理解，人们对真相的偏好与对幸福、爱情、友谊、野心、财富、健康和轻松，以及无数其他感情和条件的偏好相竞争。这些感情和条件有时会与真相冲突，对有些人来说，它们比真相更重要。

尽管当亨利·克莱（Henry Clay）在1839年说他为做正确的事而宁愿放弃做总统时，他更多的是在谈论做人的原则而非谈论事实，但他的名言流传至今，正是因为我们目睹了很多（或者说大多数？）政治家会为做总统而放弃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是对真相的偏好，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偏好，不是所有人对真相偏好的程度都同样多，也不是所有人都一直偏好真相。

如果真相是一种偏好，那么我们就该想到，可能存在一种关于真相的市场。真相的供应商，也就是证据的供应商，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证据，或者想要的程度一样。

尽管这个结论看似让人不舒服，但超市小报的出版商可没有不舒服。很多人热衷于阅读富商名流的落魄经历，这种热衷创造出了对名人落魄细节的不厌其详的需求。而这些信息的提供者，其中以超市小报为主力军，想方设法满足读者的这种需求，无论那些落魄经历是否真实。显然，那些富商名流时运不济、马失前蹄的故事与现实（即证据）越来越脱节，直到人们降低对这些故事的需求。同样明显的是，当对名人落魄经历的描写真实到变得无趣时，对此的需求也会降低。靠博人眼球而成功的超市小报出版商属于那些能最准确地评估人们对耸人听闻的故事的需求和对真相的需求之间关系的人。那些盈利颇丰的小报出版商已经找到了最佳平衡点——在这个最佳平衡点之上增加更多真相（更多证据）或减少耸人听闻的内容都会降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小报生意的成功取决于发现耸人听闻的内容和真相之间的平衡点，使得阅读量最大化（从而使销量和广告收入最大化）。

……并没有很多人认识到，在任何问题上、在任何时候，更多真相（或者更多知识）对任何人（或机构）都同样重要。同样没有被认识到的是，证据作为知识和我们判断真假的基础，在任何问题上、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同样重要。本书的主题是证据。它建立在证据往往很重要，因为真相往往很重要的前提上。但如果我们想理解证据在这个世界上、在公共政策和个人决策中的位置，我们就需要理解证据和真相并不是唯一的价值所在。

关于专家和专业知识

2020年10月14日，时任法官、现任大法官埃米·科尼·巴雷特在她的确认听证会上被时任参议员、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问及是否相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秉承过去至少30年来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的光荣传统，巴雷特大法官支支吾吾，三缄其口，回应说她不会对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具有政治争议性”的问题发表看法。尽管巴雷特将气候变化问题定性为“政治上有争议”是完全正确的，但她因暗示气候变化问题在科学上也有争议而受到广泛批评，尽管她实际上并不是这么说的。

在那些因为他们认为巴雷特说了什么，或者他们认为她暗示了什么，或者因为巴雷特没有说他们希望她说的话而批评她的人中，有些人确实懂很多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但大多数人并不懂。而大部分相信气候变化真实存在，而且有潜在的灾难性后果的人也不懂，尽管这个信念是正确的。于是，我们相信科学家的话。不只是个别科学家，而是研究此类问题的科学家的共识。他们是专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气候变化的证据既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感知，也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研究，而是来自我们相信科学家已经研究过并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家，即专家，告诉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相信的事物的证据。科学家依靠证据，而我们的证据则是科学家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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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特大法官被问及气候变化问题绝非偶然。这个问题不仅在政治上充满争议，而且是个说明我们必须要依靠专家意见的典型例子。诚然，在汽车维修、家具制造和体育健身等方面都有专家，但在这些领域中，许多人都有一些外行知识，因此，他们常常（有时是错误地）相信自己的外行知识已经足够，并由此（同样，有时甚至常常是错误地）相信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区分真专家与假专家。

而气候变化问题则不同……然而，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是专家，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犯了难。作为外行人，我们如何在一个一无所知的领域里确定谁是专家？难道非要自己先成为专家，才能知道谁是专家，才能知道他们说的话是否值得信赖吗？

在非专家用专家结论作为证据前，似乎有必要对专业知识进行评估，以下是针对非专家是否有能力评估专业知识的疑虑提出的几点反驳。首先，非专家往往有能力识别和评估专家结论的合理性，即使他们并不理解其背后的方法和结论。当所谓的专家提出的结论及其理由存在内在矛盾或依赖不合理的初始前提时，即使评估者本身并不了解所谓的专家方法，他们的评估也能否定专家结论。你不需要是天文学家就能知道月球不是由绿色奶酪做的，如果有些自称是天文学家的人说月球是由绿色奶酪做的，那么非天文学家就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接受这个被标榜为专家结论的东西。回到现实中，当一位实验心理学专家声称自己已经证明了预知未来的超自然力的存在时，那些拥有普通（非专家）知识的人即使自己不是专家，也有理由怀疑专家结论的可靠性。至少有些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成为专家，也能知道专家靠不靠谱。

对于非专家无法评估他们自己不具备的专业知识的担忧，更重要的一个反驳理由是，即使非专家无法识别和评估专业知识本身，他们仍然可以识别和依赖专业知识的外在特征。这些外在特征可以是诺贝尔奖、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研究经费，以及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等被广泛认可的荣誉专业协会的会员资格。当我们依赖专家的资历来确认他们的专业知识时，我们实际上依赖的是我们作为非专家对各种机构认证制度的了解。当然，外行人对这些资历和认证制度的了解可能本身就不如内行人。尽管如此，鉴于资历是专家实际做了什么的证据，对外部观察者来说，了解认证制度可能要比了解专家实际做了什么来得容易。

然而，使用这种可从外部观察到的专业知识的标志并非完美的方法。让我们看一看颅相学。这种所谓的颅相学或多或少是由奥地利医生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在18世纪末发明的，盛行于19世纪早期和中期，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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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相学和占星术的例子告诫我们，不要过于依赖，或者至少不要仅仅依赖内部标准来评估专家意见的可靠性。所谓内部标准，指专家团体成员自我验证其所在团体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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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带我们回到了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问题上……在这里发挥作用的证据有两种。一种是科学家在得出气候变化是存在的、是由人类引起的，并且人类行动可能减轻其后果的结论时所考虑的证据；另一种是政治家、非科学专业的决策者和公民在断定全球变暖存在时所使用的证据。尽管前者远超本书的范围，但后者却至关重要。如果政治家、决策者和公民持有的关于全球变暖存在的证据主要由科学家的证词（包括结论）组成，那么那些由非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即政治家、决策者和公民，应该如何评估和权衡这些证词呢？

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专家证词必须符合外部的可靠性标准。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关于法律系统使用专家证据的说法中所包含的启示并不局限于法庭上的专家证据。在法庭之外，在一般的调查中，也存在一些超越特定领域的可靠性标准。联邦最高法院在谈论“可靠性”时似乎考虑的就是这一点。在任何领域，无论是核物理学还是颅相学，只要提出因果性或预测性主张，我们就可以通过外部可获得的手段来检验这些主张。这些外部手段既包括证据和调查的基本原则，也包括统计推断的基本原则。或许还有其他类似的理性探究的总体原则存在，但基本思想始终是，我们拥有一些使我们能评估一个领域可靠性的方法和标准，这些方法和标准并非特定领域或学科独有，从而使我们不至于陷入依赖内部自我验证的颅相学困境。或许忠实的怀疑论者会纠结于调查的基本原则、证据推理、统计和数学的可靠性，而其他愿意把这些烦恼留给哲学家的人就大可放心，我们有办法评估整个领域的可靠性，进而评估领域中专家的可靠性，这些办法不需要我们完全依赖专家，因为专家的可靠性恰恰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因此，虽然我们依靠气候学家告诉我们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原因和潜在后果，但我们并不只是依靠气候学家告诉我们气候科学是可靠的。就像我们并不只是依靠沙特人或得克萨斯人来使我们确信化石燃料的重要性一样。但是，气候科学本身建立在向其他领域学习的基础上，而这些领域的价值已经经历了科学研究和科学有效性的基本原则的检验。鉴于气候科学建立在物理学、地质学和化学这些一般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上，只要我们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这些领域的可靠性，我们就会对这些领域的衍生领域，例如气候科学，也至少有一些信心。

此外，如果有人为了获得某些利益而攻击一个领域的方法和结论，而这个领域在被攻击的情况下生存了下来，那么我们往往可以对该领域抱有信心，即便这不是绝对的。颅相学最终被揭穿为毫无价值的原因之一就是医生们对它提出了质疑，而颅相学并没有经受住这些质疑。我们对气候科学的怀疑也是如此。多年来，石油公司、航空公司和汽车制造商一直对证伪全球变暖预测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一直有人在努力证伪这个预测，但这个预测至今却尚未被证伪，这本身就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科学家（即专家）所说的话作为他们结论的有力证据。

重申一遍，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气候变化是真实的、人为的，并且它的变化速度，尤其是变暖速度，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减缓。该问题已经成为大量科学文献的主题，而这些文献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即便是那些与共识或主流观点的某些方面意见相左的文献，也承认其核心观点，只在边缘问题上争论不休。因此，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是什么产生了这些核心观点，而在于作为非科学家的我们为什么应该将这些核心观点视为气候变化的性质和原因的证据。本节得出的启示是：答案在于“因为科学家已经这么说了”，而这个启示及其复杂性贯穿了将专业知识作为证据的整个主题。

动机的机制

理解动机性推理是我们理解在这个世界上，证据何时重要、何时不重要，如何重要、如何不重要的关键。动机性推理的“动机”部分尽管令人失望，但简单明了，而“推理”部分却混合着四种不同的现象，有必要将它们区分开。这四种现象都与证据世界相关，我们可以将它们分别称作动机性制造（motivated production）、动机性传播（motivated transmission）、动机性检索（motivated retrieval）和动机性处理（motivated processing）。

动机性制造是指证据最初产生的方式，即证据的制造。尽管有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手持放大镜的形象，但我们使用的大部分证据并不是坐等着被我们发现。恰恰相反，证据往往是有动机的当事人制造或创造的，他们对看似基于证据的结果抱着特定的偏好。这在法庭审判中最为明显，所有证据不是由控方就是由辩方提供的。但这种现象在法庭之外也一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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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各种问题中，有动机的各方——尤其是既有财力、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又有动机的各方——可以通过（最广泛意义上的）赞助那些支持他们想要结果的证据创造活动，来填充现有的证据领域。这些做法使有动机的各方当事人参与了动机性制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会影响所有寻找某些问题之证据的人所能获得的证据范围的构成。

人们不仅创造证据，还必须把证据传播或传递给那些可能使用它们的人。而传播——传播什么、不传播什么以及如何传播——也会被持特定价值观和目标的人所影响。我们可以将此称为动机性传播。这里，有动机的当事人不仅有常见的嫌疑人，比如有广告代理的烟草公司、有公关公司的炼油厂、有网络大V宣传的生活方式倡导者、有自己的出版物和新闻稿的宣传组织，而且还有看似客观公正的媒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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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机的传播者常常怀有相反方向的动机，这些相反动机相互碰撞的效果可能是有益的。转基因产品的危害可能会吸引些主流媒体和各种宣传团体，但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商并不缺乏属于自己的资源和权力。受害者、其律师和激进分子会传递有关警察滥用暴力的证据，但警察也拥有自己的信息传播资源。至少对某些话题和争议，各种观点的碰撞或许有助于证据的接收者了解和评估证据实际的证明力。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关于证据，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据的数量庞大。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证据的数量会更大。这个观察似乎正确到无聊，但它揭示了动机性推理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当我们面对铺天盖地的证据时一一套用一个常见的比喻，就好像从消防水龙头里喝水一样——即使是相关的证据，我们也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部分。时间、精力和心智空间的限制迫使我们必须有所选择，而动机性推理通过证据充分的研究提供给我们的明确启示是，我们不仅在感知方面常有偏差，在理解方面也同样常有偏差。我们常常选择那些强化我们现有信念和偏好的证据，而忽略或者至少看轻与我们的信念相悖的证据。在上面提到的分类中，我们可以称其为动机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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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意识形态极化研究是动机性检索的一个有力例证。例如，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记录并分析了向两极化的政党提供信息是如何加剧了两极分化。在分化的两极中，人们会挑选那些支持他们所在那一极的证据，因此提供额外的证据往往只会加剧而不是缓解两极分化，因为人们只会挑出支持他们已有信念的证据，而忽略其余的证据。关于试图用支持正确信念的证据抵制错误信念的研究给了这个现象另一个更令人沮丧的版本。这种抵制如果有效当然是好事，而且也完全有可能有效，但也有研究表明，那些反驳现有信念的证据反而凸显了与它们对立的证据，事实上常常产生与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

最后一个现象是动机性处理，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动机性推理最为接近。即使面对所有相关证据，人们通常看待这些证据的方式也只会强化自己原本已有的信念。有时，他们会直接拒绝任何挑战已有信念的东西，有时，他们会曲解数据，好让他们无须否定已有信念或接受与他们偏好的结果不一致的结论，无论在一个不带偏见的旁观者看来，这些数据是多么不可能被曲解。

从动机性制造证据开始，到通过动机性传播对证据进行过滤，再根据检索者的动机和偏好有选择性地检索证据，最后根据这些偏好评估证据，这幅画面令人惊心。但是，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如果我们相信证据的重要性和力量，那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信念作为潜在的矫正器，矫正导致我们用含动机的因而也失之偏颇的眼光看待证据的动机。但也有证据表明，动机性推理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如果我们相信证据的重要性和力量，我们就应该去识别动机性推理的证据。并且，当我们审视证据在实际决策中是如何被现实中的人们使用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对证据的重要性和力量的信念。

尾声

2021年2月6日，在对当时的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审判前，夏威夷民主党参议员布赖恩·沙茨（Brian Schatz）说：“我不清楚是否有任何证据能改变任何人的想法。”弹劾审判从来都不重视证据，尤其是这次，作为决策者的参议员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受冲击时正在现场，亲身经历使他们更加轻视证据。在这样的背景下，参议员沙茨的评论似乎令人沮丧地不言自明。弹劾审判，至少在总统级别的弹劾审判，从来都不是出示证据并仔细考量证据的场合，这次也不例外。

然而，更为令人不安的是，沙茨的评论针对的可能不仅仅是弹劾，也不仅仅是美国参议院的活动。令人遗憾的是，沙茨所说的可能是人类行为和决策过程的典型特征，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往往在参考证据之前或者故意绕开对证据的参考而作决定，或者扭曲选择和评估证据的过程。有迹象表明，那些在政治上更老练的人更有可能在政治问题上做动机性推理和证据选择，而不是相反。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更善于在与他们意见相左的论点或立场中寻找缺陷，却不太愿意在他们自己的立场、论点和证据中寻找及承认缺陷。

从某种重要的方面来说，关于动机性推理的最后一章本可以成为本书任何一章的任何一个部分，作为阅读本书任何一章前的限制条件。本书每一章的前提都是：对某些人来说，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证据很重要。本书是为那些证据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人写的，也是为当证据对他们来说变得重要时写的。对于那些认为证据不重要的人来说，再多的证据，再多的证据分析，也无济于事。